民歌是人民大众在生产劳动、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活动中口头创作、演唱的歌曲，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，记录了生动真实的社会历史，反映人民大众个体和群体的情感与愿望。“民歌就像一部活着的历史书，用音乐的语言诉说着过去的故事，展示着历史的记忆。”浙江音乐学院教授孟凡玉以《黄河船夫曲》《月子弯弯照九州》《孟姜女》等民歌为例，探寻其中的文化内涵、历史信息和隐喻意义，并将研究成果辑录于《形态·历史·象征与隐喻——民歌研究的文化视野》。该书近日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。

衬词背后的隐喻意义

2006年春节，孟凡玉（右）在安徽贵池岸门刘采访民间傩戏艺人刘成龙（中）

筹备博士学位论文期间，孟凡玉采录到一首安徽贵池傩戏中的“啰哩嗹”歌曲。演唱者称歌曲名字为“送房”，因为表演者戴面具到新婚夫妇房中举行“送房”仪式，歌词内容清楚地表明这是对新婚夫妇夫妻恩爱、生活美满、早生贵子的美好祝愿。

歌中衬词部分引起孟凡玉的注意。从歌词和旋律来看，衬词“啰哩嗹”反复吟唱，特色鲜明，且篇幅长大，占据全曲一半的长度，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衬词。如此大段的衬词有什么独特的含义？孟凡玉以衬词“啰哩嗹”作为主要研究对象，并以此作为歌曲名称，探寻其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及隐喻意义。

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，孟凡玉结合史料，集中探讨了“啰哩嗹”衬词所包含的生殖崇拜文化内涵，认为祈求人丁兴旺、家族繁盛的生殖崇拜是“啰哩嗹”的主要内涵，并写作《论傩歌“啰哩嗹”的生殖崇拜内涵》一文于2007年在《音乐研究》发表。同时，他持续开展民歌研究，相继写作《〈黄河船夫曲〉与“同均三宫”》《敦煌曲子、变文与贵池傩戏中的〈孟姜女〉》《论李叔同学堂乐歌〈送别〉的审美意象》《民间仪式音乐研究的功能视角》《浙北传统婚礼仪式歌曲“浪柳园”探析》等文，收录在《形态·历史·象征与隐喻——民歌研究的文化视野》一书的“音乐形态中的文化内涵”“民歌中的历史与传承”“歌曲的意象与审美”“民歌的功能与意义”“民歌的象征与隐喻”等章节中。

藏在六句民歌中的“同均三宫”

陕北民歌艺术家王向荣演唱的《黄河船夫曲》是一首久负盛名、影响广泛的民歌精品，成为高等院校“中国传统音乐”“民族民间音乐”“中国民歌”等课程教学中的经典曲目。多年来，孟凡玉一直在高校承担相关课程的教学工作，已教过很多学生学唱这首经典民歌。教学中，他发现不少学生有几处很容易跑调，音准把握不住，出现演唱错误。

难道仅仅是学生的音乐素质不高，不足以驾驭这首民歌？为什么有些比这首歌旋律更复杂、篇幅更大的曲调却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？是不是存在一些必然的困难因素？一连串问号引发孟凡玉思考，他发现这首不长的民歌包含着较为复杂的移宫转调因素，记谱之中大有玄秘，学唱的难点很大程度上是歌曲自身因素造成的。

孟凡玉联系“同均三宫”分析《黄河船夫曲》乐谱，证实这首歌恰好是印证“同均三宫”理论的一个实例。“同均三宫”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大理论命题。1984年，黄翔鹏提出该理论并在其后的论文、著作中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。自黄翔鹏提出“同均三宫”学术命题以来的四十年间，众多学者一直论争不断，坚决拥护、断然否定和谨慎存疑的都有。而《黄河船夫曲》全曲六句，在“一均”七音的范围内，经过两次移宫转调，三种宫位、七音俱全、三阶并存，是一首难得的“同均三宫”实例。

2018年5月，孟凡玉在榆林市与这首歌的演唱者王向荣有过一次促膝长谈。他请王向荣演唱曲谱，证明了演唱者对这首歌的“局内人”音乐感觉正如其判断。“这些通常见于器乐演奏中的旋宫技巧，王向荣在演唱中信手拈来，水平之高超、技巧之娴熟，可谓出神入化、精妙绝伦，民间艺人的智慧，令人惊叹。”孟凡玉将研究成果写作《〈黄河船夫曲〉与“同均三宫”》一文。

民歌“赶五句”的难得唐代样本

法藏敦煌遗书P.2569V驱傩词（敦煌研究院信息中心提供）

民歌研究是文学、音乐学等很多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，需要音乐学、文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等多学科协同，综合运用文献史料、考古发现、民俗材料等各种资源，展开立体的、有层次的研究。孟凡玉认为，研究者不仅要对看得见、听得清的一些“肉眼可见”和“耳音可及”的表层现象加以描述，还要把那些隐含在其深处的文化内核挖掘出来，需要拂去被蒙灰尘、抽丝剥茧，揭开包裹着的层层面纱才能得见真容。

2017年浙江音乐学院建设敦煌艺术展厅时，孟凡玉看到现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伯希和编号2569的敦煌卷子，其背面主要是驱傩词内容。该篇驱傩词共有七段，篇首第一行行首题“儿郎伟”，紧接着的前三段是讲述驱傩来历、目的、功能的致语；第四段，是一段唱词；再接第五、六两段，讲述驱傩来历等致语；再接最后第七段，是一段与前面第四段格式基本相同的唱词。孟凡玉将其与当代流传甚广的湖北江陵“赶五句”民歌联系起来，通过对唱词进行比较，清晰地看出它们在结构上的一致性，发现驱傩词是民歌“赶五句”的难得唐代样本。

书中，孟凡玉通过对唐前文献的溯源考索以及当代“赶五句”民歌的地理分布，论证了该“赶五句”民歌具有鲜明的区域音乐属性，不仅是敦煌民间艺人的创造结晶，也是沙州节度使张议潮家族郡望南阳一带的歌唱传统，是魏晋南北朝以来流传在“荆、襄、樊、邓”一带的西曲歌的一种歌唱传统，是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在丝绸之路重镇敦煌的交流与融合。

此前，音乐学界对民歌“赶五句”的研究非常薄弱，多是赶五句的现象描述，缺乏历史纵深，敦煌遗书中的这首驱傩歌一下子把“赶五句”民歌的历史推进到1120多年前的晚唐。敦煌遗书中有两首极为罕见的唐代“赶五句”民歌，用篇幅长大、节奏急促的“赶句”，唱词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鬼怪形象以及各种驱鬼、打鬼手段。此中的音乐信息带给敦煌学者重要启发，此前敦煌学者对驱傩词到底能否演唱始终困惑，又无从考证。孟凡玉的研究终于给出答案。在篇幅不大的民歌之中发现一片天地并非易事。这需要研究者深厚的积累，丰富的实践以及高度的学术敏感。为了寻找“赶五句”民歌的来历，孟凡玉曾带着学生查阅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等多种唐代之前的文献，可惜都一无所获，最后，在宋代郭茂倩所编著的《乐府诗集》中才终于找到了唐代之前（包括唐代）的类似歌曲。

孟凡玉表示，他将继续深入探索，构建民歌研究学术框架，把民歌置于其文化脉络之中，展开深度关联性研究。小题大做，不走寻常路，这是孟凡玉在民歌研究中的目标追求、研究取向。